在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认定了佛在人间，那么佛说法也在人间， 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在近代佛教界中，太虚法师是力倡人间佛教的佛学家之一。他提出“ 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即， 佛教的产生是在人间，就大乘佛教的观点讲，是要行菩萨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众生的苦难，使人获得安乐。太虚法师是言者，是行者。尽管世间对他有种种误解，然太虚法师能始终如一地循着自己对佛法的认识，不遗余力，勇猛精进，教化世间。

太虚法师，生于1889年，出身于贫寒家庭，5岁丧父，6岁丧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他9岁即随外祖母朝过安徽的九华山，13岁朝浙江的普陀山，受到外祖母信佛的影响，信仰了佛教。15岁在海宁县长安镇一家百货商店做学徒，因不愿为店主做家庭琐事，遂萌发出世之念。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由士达和尚带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戒师寄禅和尚的赏识，并得到他的培养。后来随敬安参加了江苏僧伽教育会，来到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跟随扬仁山居士等学习佛学。原来生活在深山古寺，自此开始从事佛教运动。

大师的一切行为都发自他对佛法的认识，他认为适应现代化的佛法，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普度一切有情，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第二要义则应摆脱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悲智双运，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佛法的第三要义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此后，在此思想基础上，太虚法师的一生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积极从事佛教改革。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法师凭藉和国民党的关系，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着手改革佛教。在召开大会时，法师任主席，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思想观点，受到其他法师和一些青年僧人的支持。后太虚法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演出三进三出，大闹金山的故事。法师首先将庙里房子贴上了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佛教名词全改为现代社会名词。其他法师坚决反对，他们向镇江市其他寺庙呼吁，在市里各寺庙的支持下，向太虚和仁山法师一班人马展开围攻。当时，太虚法师不在，仁山法师差点被打死，幸而逃脱了。太虚和仁山法师跑到江苏省政府告状，从镇江市里领来一批人把领头闹事的青权和霜亭两位老和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庙里没人管理乱得一团糟。监院荫屏回来后，冒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了镇金山寺老方丈宗仰大和尚，投跪不起。此事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干预，才告平息。太虚法师的改革由于时机不成熟，刚刚拉开一个序幕便告失败了。

“大闹金山”事件之后，1921年，太虚法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当他应邀北上参加“辛酉讲经会”之际，浙江省的一些旧派人物，怂恿省长下令撤销法师的净兹寺住持职位。法师在北京获悉后，上诉于平政院。后来法师回杭，大总统徐世昌颁赠了“南屏正觉”匾额一方；同时“辛酉讲经会”又公推倪德薰、康有为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师回净慈寺。这样一来，撤销住持职位一事就烟消云散，不了而了。太虚法师锐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其情可叹，其行可敬。由于他一贯地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故能在外界的谣传与诋毁面前，内心始终清净。

为了实现自己的正见，达到体认真理，法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法师提出了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力主除旧布新，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争辩。其内容为：第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内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孙制，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法师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第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育僧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作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大师的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后法师又作《敢问佛学丛报》一文回答《佛学丛报》主编薄一乘的反对文章，谓三种革命说，是指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完全能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绝不是薄一乘之辈可能理解的。此后，大师力抗阴力，依旧不断为改革佛教而努力。

1915年，太虚法师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言我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袭丛林古制。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思想僵化。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之外，无任何作为。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不能立足于现代社会！法师痛感在现代社会下，若依然因循旧的佛制，佛教事业是不能得到广事弘扬的。有鉴于此，他奔走呼号，提倡革新、主张政教分立，建立由僧伽统一的僧团，此文后被译成日文出版。

1921年，太虚法师在《僧自治说》一文中说：“佛之因行以敬三宝报四恩为本，应随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别。在自由的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师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淫邪，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这样，世间人人都是佛，处处都是佛国。从佛教制度上，他认为佛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恩，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

1927年，他发表《僧制今论》，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

1930年，太虚法师提出“建僧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学僧制、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他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约25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

1940年，他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说：今菩萨行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之利益。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法的正信，孜孜不倦，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为此，太虚法师积极筹办佛学院。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汉藏教理学院、巴利文三藏学院等。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有两个良好的愿望，一是与藏族地区的广大藏胞团结合作，交流汉藏地区所传佛教教理，欢迎西藏的“格西“到学院教藏文，讲西藏佛教。二是帮助有志去西藏求学的学生，前往康藏深造。第一个赴藏求法团，就是法师的学生大勇率领的。这个求法团的成员，多是武昌佛学院的高才僧，如已故的法尊、严定、段克兴等，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观空。他们对翻译、教学、科研、著述等都曾做出贡献。

法师不仅致力于改革佛教，筹办佛学院，培育僧才，还乘周游各地的机会，讲经说法，弘扬佛学。在台湾宣讲《真常之人生》、《佛法两大要素》；在苏州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诘经》、《大乘起信论》；在南京讲《普门品》；在杭州讲《唯识二十论》、《华严经》；在北京讲《法华经》、《因明论》、《金刚经》、《阿弥陀经》；在庐山开暑期讲演会；又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日、德、美、芬兰等国佛学家前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还于1925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遍访南洋各地。1927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

太虚法师在国家罹难之时，决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以自己仅有的力量，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来教化众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烈火横烧亚、非、美各国，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害濒繁的局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混乱，精神空虚。这个时候，法师认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1918年秋，大师在沪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蒋作宾等人创立觉社，发起佛化觉世运动，主编《觉社丛刊》，出版《觉社丛书》，希望以佛陀无上正等正觉之教，平等流入人类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萨行愿，创造人间净土，拨一代之乱，图永世和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大师立即发表告台湾、朝鲜、日本4000万佛教徒书，号召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战争。

1932年3月18日，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相互残杀，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说：“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1933年5月，法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之际，大师又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号召团员从军抗日，从事募捐，参加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方面的活动。

1939年，法师在国际反侵略协会欢送会中，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他到重庆后，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等地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还发动各地华侨捐款支援抗战。

1943年，面对着中华民族深受凌辱、国家濒临沦亡的战乱局面，为拯救和平，团结抗日，大师积极支持基督将军冯玉祥等人发起的各宗教界团结统一的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太虚法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他与其他同道一起协助冯将军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不断掀起抗日热潮。在重庆遭受侵略者大轰炸时，又建立佛教徒僧侣救护队，参加当地救护工作，受到了社会赞扬。

太虚法师的一系列活动均出于他对于佛法真谛的领解。他深明国与家、与佛法的关系，故能于大敌当前，奋然挺身，救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以真正的佛陀正觉来救助世间的苦难。

太虚法师舍命佛教，为了维持寺庙合法权益，曾不顾一切据理力争。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8月间修正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内定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兴办，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法师通电反对，并愤而致书蒋介石，舍命力争。文中有“振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则太虚当在佛教徒立场上，倍加努力，赞襄复兴中国民族之盛业；不然，则不能坐视寺僧被摧残，佛教危之，而再敟颜苟活于斯世也！”书至，蒋介石乃令内政部取消该办法，佛教得以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军校占用多年不肯迁让。能海法师偕同该寺住持80多岁的老喇嘛来到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太虚法师致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戴接到信后，当即专电中央军校。中央军校将占寺房立即全部让出。

1945年3月，湖南省衡阳市佛教寺庙财产被当地政府提拨，太虚法师由重庆飞往衡阳，与当地政府首脑会商后，顺利得到解决。

1947年农历二三月间，太虚法师接上海玉佛寺震华法师圆寂噩耗，亲自赴沪为震师起龛举火；继而又遭《觉群》编辑福善法师逝世之痛。法师悲悯人生，内心极度震悼，竟突患脑益血，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仅享年58岁。

纵观大师的一生，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他感于众生有情的苦难而不忍，积极予以救助，认为这才是佛门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难。他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总是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奔波。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或深入寺庙进行组织、实践、演说。他这样辛勤往来于社会，自然招来了一部分人的诽议。有人说他是风头和尚，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画家丰子恺听到别人对他的议论亲自去访问他，一见之后，证明了外界的传说都是误解，称他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 鲁迅先生说，太虚平易近人，思想通泰。厦门大学孙伏园教授曾说，许多人说太虚是政治和尚，我说他是一个“近代和尚”。太虚法师虽享盛名，但绝无大和尚的架子，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和蔼可亲。他对生活随遇而安，从不计较，经济上更不在心。太虚法师的立足点始终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论断尤其发人深思。佛的觉悟是立足于做人之上的，人尚且做不好，何谈成佛！所以，他对佛法的理解都注入对世间众生的一言一行中。他的一生，也体现在他为汉藏教理学院写的院训“澹宁明敏”所启示的精神中。他自己生活俭朴，但却乐于助人，而且一旦对事情形成自己的见解，便坚定不移，全力推行，排除一切干扰，真正做到了敏于行。他虽然逝世多年，但他对人生的影响启迪，却光照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