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僧田志超如何成为空王佛
发布时间：2024-07-08 01:32:20作者：药师经全文唐代绵山高僧田志超被尊为空王佛而崇拜，自元明以来，在介休及周边汾阳、平遥、孝义、灵石等县市乃至整个晋中盆地久盛不衰。
汉人被崇奉为佛，查遍中国佛教史和民间信仰史，都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这一独特的民间信仰现象呢？笔者试初浅探讨，抛砖引玉，以填补本土文化研究空白，并求教于方家。
田志超其人
据道宣《续高僧传·志超传》简要介绍。志超，俗姓田，原籍陕西冯翊（今大荔县），后移居山西榆次源涡村。少精厉不群，嗜佛不婚。27岁投并州开化寺，拜高僧慧瓒为师。后被派定州参学，不满五年习成回晋，创建禅林。隋大业初，为反官府关闭山门不让僧人出入禁令，前往郡城请愿无果，后赴扬州要求面君被谴。武德元年（618年），率弟子20余人赴长安参加开国庆典，唐高祖李渊待之若仙。
武德五年（622年），田志超辗转到介休绵山抱腹寺弘法，又于城内创立光严寺，两处收授信徒，前后共度弟子近千人。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享年71歲，“葬于城南山阜”。
综上，其入当时高僧传记，殊因有三：首先是反对隋炀帝，符合灭隋建唐的政治需求；其次高僧受到开国皇帝御前殊礼，实属罕见；三是在绵山与城内均创佛寺，度徒众多，影响颇大。
然值得注意的是，此传记已有田志超“灵瑞屡兴”的记载：“僧徒仅百”“麦唯六石 日磨五斗”“从春至夏”“至磨二斛”。还有“又数感异僧乘虚往来，虽无音问，仪形可验”“召众钟声，随时自响”“石泉上涌，随人多少”等等，已为田志超被后世神化为佛留下伏笔和历史遗迹。
田志超由高僧走向佛尊的历史踪迹
道宣《续高僧传》，成书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据田志超圆寂仅仅四年，其所载志超传史应信无误，但其中并无太宗祈雨及封佛事。
绵山现存开元二十年（732年）《大唐汾州抱腹寺碑》，距志超圆寂也才91年，碑文亦无唐太宗祈雨及封佛事。在介绍绵山历史时云“法惠菩萨□此山，以扶持空王如来”，叙述抱腹寺来历后称“皇初，满超二公，毓秀禅林 ”。满公何僧，无典可查。超公，即志超。佛教史上，取僧名尾字而称公者比比皆是，如杭州灵隐寺游僧道济被称济公。超公，一取其俗名尾字称公，二据绵山现存回銮寺“大宋碑”载：“（志超）俗姓田，法名惠超”，亦取僧名尾字称公。可见开元年间，志超还以高僧尊称，尚未与空王佛联为一体，更末尊奉为佛。
到宋代，田志超仍为高僧。现存咸平二年（999年）《抱腹山回銮寺及诸寺院灵境之碑》载：“昔自唐祚以来，有空王和尚出现 俗姓田，法名惠超”。虽已与“空王”相联，但“和尚”仍属高僧。
金元时期，空王佛信仰初步形成。绵山现存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谢雨祭文牌》云绵山“有龙神栖宅，向来祈求，无不获应”，当时空王佛赐雨尚未形成崇拜。时隔不久，绵山回銮寺现存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重修回銮寺记碑》载：“即又化□子之灵祠，襟带空王佛圣迹”，首次出现了“空王佛”之称谓。又过150年，元代元统三年（1335年）《焦居士真骨碣铭并序》载：焦居士“乃捐妻子登抱腹岩，礼空王佛，持修行之愿”，证明当时绵山已主供空王佛。经过近700年当地僧徒与民众的推崇演绎，田志超终于被尊奉为佛尊了。
纵观中外佛教史，大乘佛教虽有诸多佛尊，但真人成佛者唯释迦牟尼一人，少数高僧仅称菩萨，如阿难、伽叶、马鸣、龙树等等。可见，此时田志超在当地僧众和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明代，是空王佛信仰鼎盛时期。先有绵山云峰寺正德十二年（1517年）《重造空王古佛金身石殿踊路碑》载：“空王古佛 于大唐高祖时托化人间，上祖田氏 幼名志超”，首次确认了田志超的前世古佛渊源，为其后世成佛提供了佛史依据。首次记载了唐太宗派使往绵山求雨故事：“即空王佛令 作务者，即向西三杓，信善长者请回，长安雨足。”但尚无唐太宗封佛之事。
次年，在云峰寺《抱腹岩重建空王佛正殿碑》中，一是明确记载志超令徒弟摩斯代为洒雨，碑文在重复介绍其生平后云：长安使者“以至介山拜投禅师，令拜厨下，使者摩斯值淘米，将泔向西泼三杓， 果应”；二是完成了唐太宗封佛故事：“ 云中现出金字牌，云过去空王古佛。太宗礼毕，敕赐空王佛号，包塑真容。”
至此，田志超经过古佛托生、祈雨有应、太宗封佛等重大传说演绎，名正言顺地升至佛座。
那么，后人为何托称是唐太宗封佛？对此所有史书典籍均无记载，盖因有三：一是新、旧唐书《太宗本纪》都有李世民在绵山脚下大败刘武周部宋金刚的记载，二是《唐会要》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颁诏修建义棠弘济寺，三是唐太宗创建贞观盛世与田志超在绵山活动时间契合。
更重要的是《全唐诗》有唐太宗“谒并州大兴国寺诗”作为辅证。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寺观卷》载：山西“兴国寺，凡十有四”，介休兴国寺为其中之一，究竟此诗为何处而作，史料无记。好在现存绵山回銮寺宋咸平五年（1002年）《抱腹山回銮寺及诸寺院灵境之碑》载：“昔因先师惠真和尚囗会昌后特诣长安，重求寺额。时遇大唐中和皇帝驾离西关，来复洛京，改却灵溪寺，名赐得回銮寺额，与陕府蜀川天下三处同名寺额”。这个“回銮”是否因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唐僖宗逃亡蜀川又回銮“来复洛京”而名，不得而知。若系唐太宗面佛未见回銮而名，但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诗》《唐诗纪事》等典无载。但是，“回銮寺”名见于宋碑，明代当地庙碑为渲染空王佛信仰，托唐太宗诗中“回銮游福地”句，借称唐太宗封佛和回銮题诗，也算事出有据，顺理成章了。
田志超被崇拜为佛的成因
综上所述，田志超经过870余年漫长历史的渐进演绎，终于被尊崇为中华大地上唯一的汉人之佛。但是，我们详细比对有关田志超的文献与碑刻，发现在民间造佛过程中，因历史局限或其他原因，留下一些疑点与矛盾：
与史实相舛。与志超圆寂仅后四年的《续高僧传·志超传》中，并无太宗祈雨与封佛等重大事件的记载。
与时间有误。《续高僧传·志超传》明确记载志超“以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于城寺”，绵山云峰寺正德十二年和十三年碑却记载田志超是贞观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圆寂。更有甚者，兴地村回銮寺万历九年（1581年）《空王佛记碑》和张壁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空王佛行宫碑记》均将唐太宗祈雨和封佛事记为贞观八年（634年）。
后加了徒弟。《续高僧传·志超传》并无田志超徒弟名字记载。在前引宋代回銮寺碑中银公是先于志超的绵山高僧，其文云“当山有银公、峦公、绰公者，是天边圣者”，摩斯为神话龙王。查在绵山留有踪迹的高僧，峦公当为东魏昙鸾，绰公当为隋代道绰。但在绵山正德十二年碑中却有“摩斯银公受记”成为田志超徒弟的记述。 今天，造成以上困惑的原因已很难揭晓。如同历史上，诸多民间习俗和信仰大都经过民众长期口口相传和反复增补后，才丰满成型。因此，研究这些现象时很难得出确切结论，也没有必要深究。但这并不影响晋中盆地老百姓对绵山空王佛的虔诚膜拜。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大凡地域特定民俗或信仰，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地域需求。
首先要名正言顺。晋中盆地的先民们推崇田志超为佛时，懂得须经上天之子即皇帝敕封方具正统性。如孔子被封为儒家祖师，老子被封为道家祖师，关公被封为财神，玛祖被封为海神等等。田志超要尊奉成佛，由当时皇帝唐太宗敕封，具备了二个广受崇拜的要件：一是皇帝敕封，对官民具最高权威性；二是空王佛为最高之佛。据丁福保《佛教大词典》“空王佛”注：《法华经-人品记》称空王佛是释迦牟尼师尊，《见难佛昧经九-往生要集中本》称空王佛是阿弥陀佛的师尊，对佛教信徒具有极大摄服力。
其次符合地域特征。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古十年九旱，尤其春旱，殃及先民一年生計。
再次是从现有文献看，介休及其周边地区在明正德至万历一百多年中，天灾尤其旱灾较多，为其信仰形成提出了局部天候需求。其间又有一些诸如王一魁、史记事等有为者主政介休，空王佛信仰可以带来政稳民安，更被他们支持推崇。明代洪武三十四年八月，普恭王“信是空王有灵异”“亦来游谒，曾经重修，住宿留题。”清嘉庆初年，直隶吴桥进士介休知县祝德全因祈雨灵应题《绵山祷雨诗》三首，其结句云：“回首灵岩云一片，霎时霖雨遍苍生。”
由于以上原因，空王佛信仰尽管佛教典籍从未记载，佛教界也从未认可，但历代山西通志、汾州府志、介休及周边县志却反复入册。明成化《山西通志·山川卷》更载：“抱腹岩 隋唐间异僧号空王佛者，自并州来抱腹度此，故名。”同书《寺观卷》更将绵山抱腹寺首次称“空王寺”。万历《汾州府志·卷十六寺观》在介绍空王佛时记叙“万历壬午（十一年）太原旱极”，太守孙公晋祠祈雨“群望竟弗响答”，有崇空王佛者提议向绵山方向祷拜，即“雨弥日夜，万农咸颂神庥”。清代康熙版《介休县志》和光绪版《山西通志》在“山川卷”和“仙释卷”中都有唐太宗封佛及其灵应神化故事。
更有甚者，光绪版《介休县志·山水卷》载：“千里之内祈雨者踵相接”。还载：“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曾国荃奏庙神功德及民恳请敕加封号及颁发匾额一折。光绪三、四年及本年春夏之间，山西有各州、县雨泽愆期，田禾未能播种，经曾国荃虔诚祈祷，仰赖神灵显应，迭霈甘霖，农田始有收获，实深寅感。所有介休县空王古佛庙，著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交曾国荃祗领，敬谨悬挂，以答神庥。钦此。”“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恭奉御书 慈云法雨 匾额，敬谨悬挂抱腹岩古佛正殿”。
与此同时，自明代在介休百姓中盛传的《空王宝卷》和《绵山十景歌》中不仅有山西各地祈雨灵应故事，还有志超“同时为介休城二十八户百姓农忙帮工”，“修义棠宏济寺时志超点化兔鹿抬钟供水，留下滚钟坡遗迹”，以及其他有求必应的故事。
佛，佛教称为“自觉”“觉他”的人，即灵应的教主，既然田志超有求必应无所不能，被尊崇为佛，便名归实至了。
就这样，田志超的古代神化传说被载入碑，又被诸多方志收录为文，屡为传记，一些神化故事被收入《空王宝卷》和民间艺人说唱词曲中。经数百年反复宣传与争论，又被佛教信徒不断神化演绎，便形成了历久不衰的地域膜拜现象。
空王佛崇拜的启示
体现了“佛在心中”“心中有佛便是佛”的善者流芳的理念。老百姓对施善济民的人，无论是官是民是僧道，也不论生前身后，用各种具有民族和地域特征的方式怀念和崇拜，向他祈冀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作为当代人，不论阶位高低，都应力能所及地做善事，做好人，为实现中国梦各自尽些义务。
对各地的民间信仰，尽管有一定糟粕，但也应采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理念和方法因势利导，使其中的传统礼仪和优秀道德得以永续传承。如像文革那样粗暴禁毁，只会适得其反禁而不止，产生“防民于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人亦如此”的负面结果。
对于各地具有特色历久不衰的民间文化现象，不应以“非正统”而拒门外，应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地收入现代各地正史，使之成为研究各地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以丰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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