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画像

“嘉祐‘魁儒’、元祐‘党魁’吕公著”系列之四

PREFACE

引子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天变不足畏”是王安石勇于变法的一大“标志”。

这个“标志”，不是王安石的夫子自道，而是司马光给他的一种“概括”。

熙宁三年，变与不变聚讼纷纭，恰逢朝廷选拔“公务员”，翰林学士司马光就出了一道“策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日月相食）、震摇（地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也许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是，就字面而言，他希望考生们参与讨论，“愿闻所以辨之”。

再说，“三不足”也不是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构陷”。《宋史·富弼传》云，熙宁二年，王安石就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话，搞得富弼惊慌失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天变不足畏”不是“构陷”，至于“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类的话，王安石也曾说过。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至于畏与不畏，在司马光看来，可以讨论。从其“策问”看，讨论的似乎只能是“人”或“君子”畏与不畏，不关“人君”。

谁都知道，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人事得失”与皇帝密切相关。富弼惊恐的，也是神宗皇帝在王安石的鼓动下不再“畏天”。

再看吕公著。

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其“昧死陈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其中“第一事”，就是不避死罪，劝谏哲宗“畏天”。

看上去，吕公著、富弼是不是有点儿“愚蠢”？

其实，我们没有资格笑话他们。

吕公著、富弼、司马光等，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以他们非凡的学问与智慧，也许他们比王安石更晓得“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王安石只是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而已。

只有孩子般的真话，才能让吕公著、富弼、司马光这些大宋帝国的精英大惊失色。

为什么？

从吕夷简、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仁宗、英宗时代的政治精英构建起来的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并立”的政治体制，我们不难发现：相权监督谏权，谏权监督相权，皇帝从中调和，其头上却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畏天”。皇帝作为“天之子”，必须“畏天”。只有人君“畏天”，皇权、相权、谏权才能“三权并立”，才能相互监督与制衡（大臣通过日食月食、地震天灾等“监督”皇帝，说“天变”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是“天谴”与“天罚”）。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法律不能制裁皇帝。法在皇权之下，倘若皇帝再不“畏天”，那么“无法无天”的皇帝就成了脱缰的野马肆意妄为，剩下的，也就是把他的天下变成人间地狱了。

元祐党人案、花石纲，等等，神宗、哲宗、徽宗“前赴后继”，“亡宋”谁知是不是“天之子”不再“畏天”了呢？！

从乎于“天下公议”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儒家构建的，也许不是一个标准的宗教系统，却是一套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

而“三畏”，也就是“敬天畏人”、“天人合一”等，是孔老夫子构建儒家宗教哲学体系的基石与灵魂。

倘若人君不再“畏天”，那么人臣也就自然不再“畏大人”：“元祐党籍碑”上镌刻的309位“奸党”名讳——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岩叟、苏辙、苏轼、范祖禹、程颐、秦观、黄庭坚、韩维……哪一位不是光照千秋的“大人”呢？

而“大人”们的倒下，又与王安石将孔夫子的《春秋》蔑视为“断烂朝报”，也就是陈旧、残缺的故纸堆密切相关。

《宋史·王安石传》云：“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也就是发布给学校当做通用教材），天下号曰‘新义’……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科举考试的主试官）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前代大儒对《诗经》、《尚书》、《周易》等的注释解读，都不再算数，只能以王安石的解读为标准答案）。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春秋》被列为学校的禁书），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王安石才高八斗，毋庸置疑。

但是，一个人再有才，自负到这等地步，也是会弄出问题来的。

自古以来，就是贵为皇帝，也没有谁敢提出以自己的一套思想与见解，来如此这般地钳制学校与士子的思想与行为。其所能做的，也无非是以儒、释、道等诸家圣人为旗帜，号令天下。

王安石“偏执”如斯，由其推行新法，倘若不失败的话，反倒不正常了。

《宋史·吕公著传》云：“光（司马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任命的官吏都是当时的佼佼者）。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不得只以王安石之说取士）。复（恢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执政，王安石的这一套也就废了。

论学识、见识与修养，王安石当在吕公著之下——

吕公著生于宰辅之家，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非常器重他，曾说：“他日必为公辅。”

进士及第后，吕公著通判颍州，与比他大11岁的颍州知州欧阳修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吕公著担当谏官，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还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君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吕公著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司马光则说：“每闻晦叔（吕公著，字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欧阳修、司马光等名流敬重吕公著如斯，王安石本人亦对吕公著推崇备至。

《宋史·吕公著传》云：吕公著“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抗），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不能自我克服缺点），一诣长者（指吕公著），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

北宋学者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亦云：“吕晦叔、王介甫（王安石）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欢兜、共工之奸矣。”

从乎于“天下公议”，何“奸”之有！

无愧于一代“魁儒”

政治上，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独当国三年”，“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

学术上，吕公著向为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所敬重，其开启“吕学”端绪，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誉为一代“魁儒”：“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也许尚没有构建起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范镇）、吕申公（吕公著）、韩持国（韩维），一辈也。吕汲公（吕大防）、王彦霖（王岩叟），又一辈也。丰相之（丰稷）、李君行（李潜），又一辈也。尚论者其敢忽诸（论及学术岂敢忽视他们的存在）！述《范吕诸儒学案》。”

《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囊括了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全书共100卷。除《范吕诸儒学案》（卷19）外，吕公著后裔单独列卷者有吕希哲《荥阳学案》（巻23）、吕本中《紫微学案》（卷36）、吕祖谦《东莱学案》（卷51）。

吕希哲，吕公著之子，世称荥阳先生，开创“荥阳学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全祖望称此派“出人数家”，“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吕公著）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吕希哲）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

吕本中，吕公著曾孙，全祖望称其为“荥阳（吕希哲）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述《紫微学案》。”

吕祖谦，吕公著六世孙，世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被尊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之一。《宋史》云：“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公著一门收入《宋元学案》者，凡7世17人。

而追溯“吕氏家学”之源，则起于吕夷简，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当然，吕公著的学术成就，不如“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

但是，他们前赴后继，回答的都是司马光针对王安石变法拟出的那道“策问”：“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愿闻所以辨之。”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三不足”摧毁了孔夫子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王安石“砸烂”了一个旧世界。

但建立新世界的，却是元祐党人与元祐党人的衣钵传人。

这些宋儒的探索与回答，概而言之，就是张载（得益于吕公著向朝廷的推荐）的“四为名言”——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