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对于大连人常胜德来说注定是57年生命中最难熬的一天，他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妻子和儿子将同时走上手术台，28岁的儿子常津铭将把自己的肝割去一半移植给53岁的妻子高丽……

4月15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将举全院之力完成一例肝脏移植手术，每一名参与其中的医护人员都知道，他们要帮助一个儿子完成回报母亲的愿望，儿子说：“没有什么比救妈妈更重要。 ”

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母子平安……

儿子说：我不想后悔一辈子

2006年，高丽被查出患上肝硬化，大夫说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肝脏移植。“那就把我的肝给我妈。 ”常津铭第一次得知需要移植肝时就这样说。

经过两年多的治疗，高丽的病没有转好反而加重，一个月前高丽再次住院，这次她不得不面临着换肝这个难题。而常津铭并没有改变两年多以前就打定的主意，他说：“如果没换肝给我妈，她早早地就走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能够挽救我妈，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用我的命来换。 ”

在常津铭眼中，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也是为他奉献最多的人。

常津铭小时候患过一次喉咙水肿，送到医院时，已经被告知没有希望了，“我妈像疯了一样和大夫理论，恳求他们，他们才同意治疗。最后，我近乎奇迹地活了下来。 ”

上中学时，常津铭险些被身边的“坏孩子”带坏。已经因为下岗而带来巨大生存压力的母亲，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坚持接常津铭放学，终于管住了他，常津铭不仅顺利毕业，考上一所不错的职高，而且顺利参军，转业之后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母亲不仅给了我一次，甚至二次生命，而且给了我一个美好的人生。 ”常津铭感谢母亲，所以，当母亲遇到生命危险时，他要不顾一切地挽救母亲。

母亲说：他给我的是他的心

“我怎么能同意让他捐肝呢?就算是给我换了肝，我还能多活几年?而他刚刚28岁，人生刚刚开个头。 ”高丽说，当儿子提出要给自己换肝时，她和丈夫第一个反应就是坚决不同意。

高丽说：“他可能会数出我一堆对他的好、对他的爱，但是，这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他可能想回报我，但做妈的都一样，从不图儿子回报什么。我不能用他的肝来换我的命。 ”

高丽坚决反对，常津铭义无反顾。最终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高丽同意了儿子割肝给他。“我很欣慰，有一个好儿子，虽然他给我的是他的肝，但是我觉得他拿出的是他的心。 ”高丽眼里，儿子高大帅气，但是，28岁的儿子一直没有找女朋友，甚至不参加朋友的聚会活动，她知道这都是为了给她治病省钱，儿子的工资全都交给爸爸，平时兜里就揣20块钱，20块钱他能花一个星期。

父亲说：75%的可能是让我痛苦

常津铭说，他和母亲性格差不多，比较乐观，而爸爸常胜德的性格则有些多愁善感。对于57岁的常胜德来说，同意儿子给妻子捐肝是人生中最难的决定。“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儿子，两个最亲的人，我怎么能看她们同时面临生命的危险呢? ”常胜德说，手术有四种结果，第一种两人都没事;第二种儿子没事，妻子有危险;第三种妻子没事，儿子遇险;第四种，两人都遇险。“除了第一种可能外，后三种无论哪种可能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在这件事中75%的可能性是让我痛苦。我怎么能承受? ”

尽管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但是，常胜德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要求。“我了解他的性格，他决定了很难让他改变。另外，老伴的病已经不能拖了，现在又没有合适的肝源，我也想赌一把，希望儿子和老伴都平安。 ”

医生说：手术有99%的成功率

高丽母子的换肝手术定在今日上午8时开始。昨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教授高振明介绍了手术的情况。

高振明说，肝脏移植手术技术上完全是成熟的。但在移植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术前评估，包括生理上的、技术上的，也包括伦理方面的，像高丽这种母子之间的移植符合有关规定。

高振明说，肝脏有再生功能，切除之后还可以继续生长，如果一切顺利，常津铭在手术之后10天就可以出院，一个月之后身体就开始恢复，最快半年肝脏就可以恢复原状，慢的话两三年就可以复原。一般来说，99%的供体都是安全的，对供体来说，这样手术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三之间。

高振明介绍，高丽母子的换肝手术需要10至15个小时，涉及人员近百人，可以说要调动全院各科室的力量。“我们会举全院之力，完成这个手术，也完成一个儿子回报母亲的愿望，让一个家庭回归幸福。 ”高振明说。

专家说：堪称“新二十四孝”

社会学家、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柳中权对此事的评价是：常津铭的举动堪称“新二十四孝”。

他认为，现在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家”等文化备受冲击，然而这个“80后”孩子的行为给传统文化回归注入一针强心剂。“80后”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女，这件事情及其他事情上反映出的“80后”行为说明，这一代人是可以担起社会重任的。（来源：东北新闻网-辽沈晚报 记者 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