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及其操作盲点
发布时间:2022-05-11 10:13:14作者:药师经全文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及其操作盲点
圣凯法师
一、佛教与深层生态学
佛陀对宇宙生命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宇宙人生是一种缘起,这就是说宇宙万物之间是一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华严经》用因陀罗网来形容这种缘起,表明了这种关联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这种关联的网络中,以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为三大主轴,从而形成了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但是,如果我们用佛教来理解生态学,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释成研究关联的学说。所以,佛教的缘起论与生态学都是说明生命与万物关联的学说,这样似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学问——佛教生态学。当然,这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与根据。
在这关联网络中,我们人类从生态环境采撷物质资源,但是在刀耕火种时代,这种关系是十分平静的;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大地史无前例地掠夺,远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人类已被形容成极度破坏性的寄生虫,他威胁要毁灭他的主人──大自然──以及最终毁灭自己。
大地是无言的,人类在大地上制造了太多的不平衡,于是大地以沙尘暴、洪水、温室效应来表示抗议。这样,我们人类似乎觉察到大地的愤怒,我们应该反醒自己对大地的行为,因为这种不平衡同时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当我们反醒之际,发现这种不平衡来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他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
在目前国际社会中,关切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作法:一者是实际保护运动,如防治染污、保护动植物、反对核扩散等;二者是为生态保护寻找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如从形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方面,认为关心环境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这被称为“生态哲学”、“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从“深层生态学”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联学说不会停留在认识的表层,因此生态和环保不只是科技的问题,而是人文问题,这其中包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基础。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理论都是先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于“外来和尚会念经”。其实,西方深层生态学是因为探讨生态环境的各种危机,将问题的症结归根于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是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他们开始加以批判。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与自然是主仆关系,上帝付于人具有支配和控制其他生物及事物的权利,这样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Huxley)也曾说过︰“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认为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
于是,在寻找解决当今生态困境,只能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责任感。于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当环保运动开始后,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Gary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这其实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无情有性”。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与斯尼德相似,艾肯(Robert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于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只有“无我”与“忘我”,才能与万物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西方生态学家已经为我们佛教提供了许多美好的前景。但是,路怎样走,这不但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关心,更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理念。
二、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
当西方批判基督教的迟钝时,我们中国佛教界更是迟钝的可怕,可能都接近于麻木不仁。因为,每一个时代佛教的发展,都是要解决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困惑,都要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清醒的头脑。佛教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一种清醒剂的作用,可是我们现在佛教界根本没有时代意识,我们被经济大潮冲昏了头脑,社会搞经济开放,我们佛教也去凑热闹。所以,我们自己也困惑了,拿什么提供给社会呢?
但是,我们伟大的佛陀、祖师大德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思想资粮,佛法是最大的宝库,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环保的理念一般来说,无非是清净国土、尊重生命,这就是我们佛教经常挂在嘴上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有关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
1、?净心与净土
净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佛教徒的共同追求。但是,在佛教的经论中,“净土”被
称为“佛刹”、“佛界”、“佛土”。池田大作先生说:“所谓佛界,就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实际存在,它来自于探究宇宙和生命的客观规律的智慧以及对宇宙生命和自体生命一样的感知,它是建立幸福的真正源泉。”首先,净土或佛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达到宇宙生命和个体生命的融和,这样我们就生活在净土中。
提起“净土”,一般佛教徒马上会说那是“西方净土”。佛陀所宣示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印度世亲菩萨在《往生论》中,将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概括为三大类:器世界庄严、阿弥陀佛庄严、诸菩萨庄严,共二十九种庄严。其实,每一个净土都应该是环境净化、生活净化、经济净化、人群净化、身心净化。但是,我们在提倡“求生净土”时,不要忘记净土的成就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必须“庄严净土”。念阿弥陀佛,而不学阿弥陀佛的精神,努力去庄严净土,这就叫做“占阿弥陀佛的便宜”,非真佛子矣!
在净土的修行,主要是从人性健全的发展着手,因为作为凡夫,总有许多欲望,所以阿弥陀佛在建设极乐世界时,就充分考虑到人性的特点,让人们在净土中生活时,满足往生者的欲望,这是顺应人性的特点,而且让人们明白生活本身的意义,从而清净生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净土的生活是着重于人的解脱,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修行。从净土的种种庄严,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弥陀佛并不是反对生活本身,而是反对生活享受的贪恋。
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为了让更多佛教徒重视现实生活,又提出“人间净土”,提倡在现实社会建设美丽的净土。而“人间净土”与“佛教环保”,其理论依据皆来源于《维摩诘经》中所说的“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但是,对这句话的理解,会引起不同的环保理念。
在台湾佛教界,已经开始从事环保工作。其中,花莲慈济功德会所推动的“预约人间净土”,以及台北农禅寺和法鼓山所提倡的“心灵环保”来说,当代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运动,可谓成果裴然。但是,台湾杨惠南教授对这两种环保理念提出批评:第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已与资本家利益结合的政府;第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瞋、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同时,杨惠南教授还认为“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一己内心烦恼的扫除,即可达到外在世界污染的彻底清理。他们不了解︰外在世界的清净,乃是达到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维摩诘经》中,讨论到“净土之行”时,其实很非常长的一段经文,而后代引用者往往断章取义,因此引起一些偏颇。首先,宝积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菩萨净土之行”。佛陀回答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也就是说,众生有许多不同的类别;不同类别的众生,应该有不同型态的净土(佛土)。然后,佛陀详细开示十七种修习“净土之行”的德目:(1)直心;(2)深心;(3)菩提心;(4)布施;(5)持戒;(6)忍辱;(7)精进;(8)禅定;(9)智慧;(10)四无量心;(11)四摄法;(12)方便;(13)三十七道品;(14)回向心;(15)说除八难;(16)自守戒行,不讥彼缺;(17)十善。
然后,佛陀又作一段重要开示:“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这段经文中又提出十三个修行次第,总结起来就是“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佛土净”,“佛土净则心净”。然后,才说有名的“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杨惠南教授指出,“佛土净”显然比内在的“心净”更加必要而根本。这意味着:“佛土净”是“心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外在的佛土不清净,那么,内在的心中烦恼也就无法彻底地清净。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净土的成就是因为修习“净土之行”,而我们虽然清净自己内心世界的烦恼,但是无法使所有众生都得到清净,净土的关键在于“众生净”。只有让更多的人从事“净土之行”,我们的净土才能成就。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中国社会其实是一种“弱势群体”,出家人更是社会的“另类”,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我们佛教界只能呼吁更多的佛教徒参加佛教事业,对于非佛教徒来说,我们是缺乏号召力的,环保事业也是如此。佛法的教化,从来都是通过感动、劝导的方法,无法用强制力量来实行佛陀的教义。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心灵环保”与“预约人间净土”,所以证严法师才会把“不说谎”、“生气时念佛”、“开车时不要赶路、抢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纯属内在心灵修养的德目,当作是环保的德目。这其实是通过佛教徒本身的努力,将更多的个体生命组成一种群体生命,从而才会因“众生净”而得到“佛土净”。只有将我们的目光,从经典移到现实社会,才会很好地理解教义与实践的差异。
2、尊重生命
“国土净”是离不开“众生净”的,所以真正的国土净至少有两种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义,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
当然,要实现国土的清净,必须先使众生得到清净。所以,佛教提出“尊重生命”。从生态学来说,这里的生命应该包括一切生物界,即植物与动物。在这方面,我们提出无情有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慈悲三个理念。
(1)轮回、佛性、慈悲深层生态学已经指出,现代生态的危机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学发展的前提,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人类在摧毁其他动物及自然的完整,同样危害到所有人类生命的健康。
而佛法虽然主张以人为本,但是能统摄宇宙内一切有情。人虽然是宇宙生命的中心,但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并不是固定的。生命形态的转化,让人类看到自己生命的无常态,任何生命形态都有可能是自己的过去或未来。这就是生命缘起理论所透露出来的智慧,从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其他生命形态采取一种傲慢、残暴的态度。
同时,佛法还同时作为生命的尊严,这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成佛的道路上,不但人具有这种最高的权利,其他生命形态的众生同样具有,这是充分肯定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至宝——佛性。生命没有等价物,生命中潜藏着无上的佛性,这是一种无限生命力的实际存在。所以,《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正因为到领悟这一点,才会对一切众生加以礼拜。这就是说,任何生命都有构成作为生命的尊严性的根本,了解到这一点,就是用尊敬的心情来对待其他生命。
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尊严加以提升,佛法提倡“慈悲”,这就是消除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精神。“慈悲”简单地说就是“与乐拔苦”。拔苦是建立在“同苦”的基础上,也就是去感受对方的痛苦,感同身受,来根除这种痛苦;“与乐”就是给予其他生命的“生之快乐”,这种乐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的纯洁、强有力的快乐。
任何生命都是贪生怕死的,都希望拥有“生之快乐”。同样,人需要维持生命,其他生命形态的生命也是如此。而我们人类却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佛陀正是看到这一点,从生命的尊严处提出佛教徒要戒杀、放生。所以,《梵网经》中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这种对生命的充分尊敬,正是我们佛教对生态的最大贡献。
(2)无情有性生态是生命体系与非生命体系构成的,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融合而不可分的整体。这就是“依正不二”的思想,所以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这个网格是各部分有序运转的有机体,从而结合成和谐与完整的一体,以达成对生命存在的目的。因此,对非生命体系的掠夺、干扰、破坏,都会使支持生命存在的结构解体,都是违反生命网的原则。
对于非生命体系,佛教不但从这种缘起理论来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且还提出“无情有性”对非生命体系进行提升到生命的尊严。主要是唐代天台宗的湛然法师遵循天台一念三千的性具思想,提出佛性圆融、体遍的特点。这就是说在众生烦恼妄染心体上,本具有正因佛性,能了解其非内外、遍虚空的特性,即不隔于无情。同时,湛然法师还认为法性即佛性,因此佛性不是有情所专有。法性即佛性而随缘,真如亦佛性的异名,故说真如随缘即佛性随缘,佛性是法佛性,而法佛与真如“体一名异”。这样,如草木等无情也具有佛性。
所谓“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如此的佛性观,不但使人类对无情世界的草木国土不再以万物之灵的征服者自居,更使人对有情世界的其它众生平等视之,而将自然界视为“生命共同体”。
人不是生命共同体的主人,而是生命共同体的守护者,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种守护之中。守护意味着对自然万物的慈悲为怀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尊严正是从慈悲与和谐中涌流而出的。
三、中国佛教界在环保操作上的盲点
虽然,伟大的佛陀及祖师大德已经为佛教界在环保问题上提供了足够的思想资源,而且也为我们做出优秀的榜样。可是,我们这些子孙们并没有善会、理解佛言祖语。但是,在整个世界都在呼喊重视环保的时候,佛教界似乎也极力喊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佛教界又为环保做了哪些工作呢?去栽一些树,都是民工已经挖好坑,然后我们这些高僧大德前往把树扶正,浇上水,然后我们向媒体宣传:我们佛教界重视环保,植树多少根。有些寺院提倡信徒们只烧“三根香”,说这是环保;或者说佛教提倡素食、戒杀、放生,是对环保的重大贡献。
这是几幅生动的画面,却正是我们佛教界的真实反映,这说明佛教界正在困境中,无法真正面对时代主题。中国佛教界在思想与行动对环保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在环保操作上存在着许多盲点。这些盲点,并不是说这是佛教界的错误,而是缺乏善巧的理解与足够的行动。
1、缺乏环保意识
这其实不但是我们佛教界的缺点,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但是,佛教界应该走在社会的前面,为环保发展提供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会从更高的要求来反观我们佛教。中国佛教从“文革”后,忙着修庙、塑像、开光,忙得不亦乐乎;其次,发现没有人才,于是便大力发展教育,大小寺院又忙着办佛学院;然后,觉得发展文化事业重要,大家便又开始办各种杂志……。其实,佛教界挺忙的,高僧大德都是“明星”级的人物,需要在各种场合露脸、讲话。于是,在这种“忙”中,我们佛教界丧失了对时代敏感的反应力,缺乏对时代的关注,对时代的焦点、主题总是无法做出即时、正确、有效的反应。
这当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因为佛教毕竟有佛教自己的事业,但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也是我们的事业,所谓“弘法是家务”,就是要求我们能够起一种教化社会的作用。其中,历史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观念的阻碍,如苦行、来世、忍辱等观念。
苦行是每一种宗教所必须的,也是追求精神超越的重要手段。但是,佛法提倡中道修行,而且认为苦行只是修行的一种法门,不是适用于所有人。但是,人对于不能达到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中国佛教界对“苦行”也是如此,往往用“苦行”来要求修行者。这样,我们可以住破房子、穿破衣服,根本不用去建设“人间净土”,不用去管这个世界的生存死亡。但是,苦行者可能全世界最好的生态环保者,但是不能用来规范所有的佛教徒,更不要说社会了。
来世的观念是我们缺乏时代意识的主要原因。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来世,那么现实的生命便无足轻重了。现实的世界,无论好与坏,都不是来世者所关心的对象。往生来世的净土,是需要在今生今世积累福德资粮,这就是“不可以少善德因缘得生彼国”。只有“庄严净土”,才能“往生净土”。
而忍辱的错误理解,则导致我们对现实的世界产生一种消极的反应。我们称此世界为“娑婆世界”,为什么呢?我们众生生活在其中,乐之不知痛苦,堪忍自己的痛苦。这样,城市上空烟雾迷漫,江海湖泊中生物减少甚至灭亡,森林的大量砍伐,草原的沙漠化,全球性的“温室效应”,以及核辐射所产生的污染,我们都能安之、乐之,从而障碍了我们对环保产生一种积极的反应。
对佛法观念的错误理解,引导我们消极地漠视现实社会,所以很自然便会缺乏环保意识。
2、缺乏真正、有效的行动
虽然,台湾佛教界的“心灵环保”和“预约人间净土”遭到一些批评,但是其效果之明显、影响之大,是令人赞叹的。而我们大陆佛教界又做出哪些呢?那些表层化的作法,只能说明对待环保问题的困惑与无奈,真是有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从理论建设来说,我们佛教界缺乏对佛教生态学建设的重视,如何从古老佛教中找出一些有利证据,来论证佛教生态环保的优良传统。其次,如何将这些古老佛法进行现代化阐释,结合现代的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使社会大众能够很自然地接受这些古老的智慧,从而树立良好的生态价值观与世界观。最后,如何将佛法的解脱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将生态保护提升到佛法的理想体系中,将那些已有良好的传统进行改造,使之能够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
从实践来说,最主要的是如何将佛教的“放生”变成一种环保的放生。本来,放生是一种慈悲心的表现,“以平等慈故,普及一切”,而是随时随地解救有生命危险的众生。而现在的放生,已经成为一种功德的交换,主要是为了救赎个人的业障、疾病或积累功德等。放生由慈悲心的流露转变一种目的论,片面追求放生的量与功德。如许多放生者,喜欢海龟,因为它是一种“灵物”,但是它价格高而且不容易购得,但是放生者却偏要去买。或者,放水产、鸟类等众生,因为这些东西比较符合经济利益,功德可以用数量来计算吗?至于,将淡水鱼放到海中,或者把大海的鱼放到淡水溪流,是否可以,则完全不管。另外,寺院放生时,将大批的鸟类、鱼等从很远的市场运到寺院,然后念一大堆经咒,这样就会不少的鸟、鱼首先被“超度”了,然后再运到放生地点,其中之损伤符合放生的本意吗?
从生态学来说,是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与“人间净土”的理想是相同的。而从寺院建设来说,虽然很多寺院修得金碧辉煌,但是其采光、结构、舒适等问题,令住在寺院中的出家人及信徒、游客,很难感到一种清净、幽雅的气氛。而从污染源来说,烧香、烧冥纸是最大的污染,尤其是一些在城市中的寺院。虽然很多寺院采取“烧三支香”的作法,但是仍然有许多寺院依然是“黑烟熏天”。
中国佛教在环保的道路上可以还没有起步,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其振臂一呼,天下回应,岂不令人快哉!何须小僧唠叨!
2002年4月11日于南京大学哲学系